屏幕后的未成年人：直播盛宴与隐形枷锁

　　□丁慎毅

　　深夜，15岁的农村女孩赵晴在手机微光下计算着：要扎多少袋塑料花、端多少个小时盘子，才能还清那笔1.7万元的“违约金”。她曾以为直播是改变命运的出路，却发现自己跌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数字围猎。(8月27日新京报)

　　这不是个例。媒体调查发现，某些MCN机构正系统性地瞄准农村未成年人，以“保底高薪”“网红梦想”为饵，诱使她们签下长达五年、违约金动辄数十万元的“合作协议”。一旦签约，美颜滤镜、话术模板、低俗任务接踵而至，她们被迫在镜头前表演纯真、穿着暴露、忍受骚扰，甚至被铁棍恐吓、查寝羞辱。而当她们不堪重负选择离开时，等待她们的却是天价索赔。

　　这看似是“新职业”，实则是旧剥削的数字化变体。机构赚的不是分成，而是违约金;平台审的不是真人，而是流量;孩子卖的不是才艺，而是尊严。有的女孩直播12天仅收入200元，却被索赔2万元;有的发烧仍被灌药开播;有的被迫用父母身份认证，伪装成年人。法律的模糊地带、平台审核的漏洞、资本的逐利逻辑，共同织成了一张困住未成年人的网。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场围猎对价值观的扭曲。这些多数来自留守家庭、早早辍学的女孩，本应在课堂寻找人生方向，却在直播间学“撩汉话术”、抢“榜一大哥”。她们对成功的理解被简化为打赏数字，对自我的认知被异化为流量工具。即便逃离镜头，也可能背负债务和心理创伤，难以回归正常生活。

　　法律已在行动。湖南岳阳法院在一起判决中明确指出：机构明知对方未成年仍签约属过错，损失应自行承担。这为类似案件树立了标杆。但个案正义难解系统之困，真正要破局，需打出“组合拳”。

　　立法应明确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从事职业直播，平台须强化人脸识别+监护人双重认证，司法需建立未成年人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学校和社会则要提供更多真实出路，比如职业技能培训、复学通道，让她们不必把人生押在虚拟赌桌上。

　　说到底，直播不该是孩子的“矿场”，而应是成年人的考场。考的是平台的责任感、机构的价值观、监管的敏锐度，乃至全社会的良知。技术进步若只服务于资本增值，却以牺牲下一代为代价，那么所谓的“数字时代”不过是镀金的牢笼。

　　赵晴如今最大的愿望是“读技校，学手艺，正经养活自己”。这个朴素心愿，本该是所有孩子的基本权利。守护他们，就是守护社会的底线和未来。屏幕可以美化现实，但不应掩盖真相;流量能够创造财富，但绝不能吞噬童年。舜网-济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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