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多少“死规定”在为难活人

　　□郭元鹏

　　近日，辽宁沈阳残障人士朱先生前往营业厅给去世父亲注销手机号，被要求老人健在的兄弟姐妹子女等全部都要来营业厅签署证明放弃继承该号，否则号码不能注销，手机卡里的194元话费不能取出。朱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为销户清退卡上194元余额，把亲属召集到营业厅很不现实。(5月27日极目新闻)

　　营业厅工作人员称这不是刁难，是公司统一要求。当地客服回应称，确实有这样的规定，否则无法办理。表面上看，严格执行规定是没有问题的，而问题是“注销号码亲属都到现场”有没有问题?注销号码取出手机卡里的194元钱，有没有必要如此繁琐?为了证明规定的合理性，工作人员打了个比方：假如说手机卡里有19万元呢?听着似乎也有道理，严格的规定是为了确保安全。可是，谁没有事会往手机卡里缴费19万元?

　　那么，按照这个规定，想注销手机号码支取194元钱，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其一，把“父母的父母”“父母的兄弟姐妹”“父母的所有子女”都喊到现场办理;其二，如果不“都到现场”，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到公证处办理公证，证明这些亲属“自愿放弃继承手机号码”。这两条路都能走得通，这两条路也都走不通。“走得通”是说都能“做到”，“走不通”是说都不值得，最起码从经济的角度考虑是不值得的。倒不是说这194元钱没有意义，问题是谁好意思为了194元钱如此兴师动众?

　　一个最简单朴素的道理是：朱先生父亲的这张电话卡是朱先生办理的，也一直是朱先生缴纳费用。注销一个手机号码，取出里面的194元钱为何比登天还难?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规则与流程的严格性。然而，当这些规则变得僵化、脱离现实，甚至成为公众合理需求的障碍时，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它们的存在价值?“给去世父亲销手机号要求亲属都来”并非个例，类似的“死规定”屡见不鲜，它们往往是旧有管理体系的产物，是在过去信息不对称、管理手段有限的情况下形成的。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这些规定却因为缺乏更新而变得不合时宜。它们不仅增加了公众的办事难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教条的“死规定”确实到了该改改的时候了。希望那些过时的、不合理的、冷漠的“死规定”，能够逐渐让位于更加人性化、高效率的服务体系，让每一次服务都成为温暖人心的体验，让每一条规则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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