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好用足法律工具中兑现公平与正义

　　2024年3月10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初一学生王某某被杀害。3月11日，涉案的张某某、李某、马某某3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全部抓获。检察机关高度重视，依法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3月21日，邯郸市肥乡区公安局对涉嫌故意杀人罪的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提请检察机关核准追诉。近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依法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核准追诉。(详见本报今日14版)

　　考虑到“邯郸初中生被害案”的性质、情节与衍生的沸腾民意，结合前不久司法机构相关负责人的权威发声，此番最高检对本案三名低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核准追诉，可谓顺理成章、早可预见。这一决定最直接的效果，无疑是为个案后续的刑事审判、刑事惩罚，按下了启动按钮。而其更深远的影响，或许还在于通过“典型案例”中司法实践的路径演示，进一步厘清了“低龄恶性犯罪”定罪量刑的价值立场与技术标准。这对于威慑犯罪、引导预期，重要性不言而喻。

　　需要说明的是，在规则层面，早已完成了“最低刑责年龄下调”的立法准备。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新增第3款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自此而后，对于“低龄恶性犯罪”的刑事追责，真正完成了情理与法理、立法和司法的衔接适配。

　　即便相关法条把对低龄犯罪嫌疑人“核准追诉”的适用前提定得极为严苛，可“邯郸初中生被害案”中的三名嫌疑人，还是“轻而易举”地符合了所有条件。由此，也足可见其主观恶性之大、所造罪孽之重、行为本身之极端残忍。本案所激起的巨大愤怒、所引发的普遍关注，使得其早已超越了“个案”的范畴，而实质上已成为具备系统性分量的“司法事件”。对本案的一般性解读、诠释与司法实务层面的“经验性转化”“惯例化推导”，终将导向对法律现实效力的再强化。

　　降低最低刑责年龄，与对“低龄恶性犯罪”应诉尽诉，终究是两回事。诚然，追究刑事责任和施以刑罚是处理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最后的手段。但是同样需要重申的是，这一“最后的手段”，对于特定案件中的某些犯罪嫌疑人来说，恰恰是“唯一适用的手段”“必须采用的手段”。对严重暴力伤害案件中的低龄犯罪者应刑尽刑，这绝不是“重典主义”，而是涤荡罪恶的必然选择，是建构良序的必由之路。之于此，不可投鼠忌器，理当遵循立法精神本义，能动地调用司法工具。

　　有罪必惩、除恶务尽，“夺人性命者，必当付出代价”，这是正派社会最朴素的公道，也是最不容侵犯的价值基座。将这一道德共识凝结为刑法视域内的纲领性表达，那便是“罪行相适应”的基本原则。核准追诉，扫清了对“邯郸初中生被害案”嫌疑人刑事追责最后的程序性障碍，而我们也期待着在后续的公诉、审判和刑期执行过程中，实质性的公平与正义，能够更有力、更充分地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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