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车禁令”撤回易，公信力修复难

　　上海市于1月29日发布的禁止网约车机场揽客的政策，只维持了几日，便在一片争议声中草草收场，有网友调侃为又一桩魔幻现实主义。

　　复盘上海此次禁止网约车事件，行政决定和民意本身仿佛已经是两个平行时空，两股洪流各自奔涌，只有在潮涨坝崩的时候，前者才会顾及后者的声量。似乎舆论监督除了担负民意本身以外还承担起了政府“内省”职能，成了政策转向刹车的动力。

　　上海有关方面称，此次禁止网约车通知的依据，是以政府令形式自2016年12月2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若干规定》，该规定中确实提及，网约车平台公司不得发布机场、火车站巡游车营业站区域内的召车信息;网约车驾驶员不得巡游揽客，不得在机场、火车站巡游车营业站区域内揽客。

　　《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规定的审查标准包括，不得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各地区、各部门不得制定减损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政策措施;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政策措施。

　　根据下位法服从上位法原则，上海有关方面引述的规定是否完全立得住脚，尚需打一个问号，并且该规定中提及的只是“巡游车营业站区域”，何以几年后便层层加码成了一禁了之?何况，该规定已经是近八年之前出台的，这八年网约车飞速发展，今时已不同往日，即便多年前的规定站得住脚，也需要贴合当下加以修正。相反，如果只是利己性、选择性引述政策以平息舆论，这恰恰不是忠于规则该有的模样。

　　因此，上海此次撤回相关政策，不能仅仅是基于“广大市民乘客的建议”，而是要基于法治，也就是说这项规定本身存在或许就是错的，而并非合法推出后，因取悦民意而撤回，这点必须辨析清楚，不能再是一笔糊涂账。

　　公权力应该从无所不能的“为你好”的父权叙事里走出来，回归被监督被凝视下的常理常识。这不是加分项，而是必答题。

　　也有支持者列举出上海机场网约车的乱象，认为此举初衷是好的。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政策“转身”的成本，如果是出于合理试错范围本身的需要，社会应予以包容，如果并不是在试错范围内，而是执政者本身的纰漏，这就是强加在民众和市场身上的无妄之灾。

　　公共政策的出台与执行，某种程度也是兑现公信力的体现，如果政策“转身”以透支公信力为代价，需要撤回的不仅仅是一份文件，还有文件身后所投射的管理思维与权力运行模式。

　　被监督被讨论，本是行政决定的必要前置环节，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题中之义，如果被人为搁浅，就会以一种后劲无穷的姿态再次显现出来，等潮水退却后留下的就不再是一个地方政府拾遗捡漏、知错就改的好形象，反而只能留下自相矛盾的一地鸡毛。

　　对一些掌握权力者而言，在尝到了“百无禁忌”的甜头后，那些本该惯常的规定以及其身后的民意与眼睛，就会被认为是影响其施政理念的包袱。若将民意监督视为一种添乱，那更大的乱恐怕还在后头，同样，寄希望于通过无视来避免冲突，最终只能招致更大的冲突。

　　上海撤回此次规定，既不是民意的纯粹胜利，也谈不上政府的善莫大焉，更不用拍手欢呼，我们应该将其视为一个开始，一个重新回归常识理性的开始，对于那些躲在上海身后危机还未爆发的城市来说，以此为鉴，为时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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