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号文件关注，治理“人情负担”不能再“看着办”

　　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散埋乱葬等乡村问题，近年得到国家层面关切。日前发布的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降低农村人情负担。

　　说起农村的人情负担，可不止婚丧嫁娶，现在，孩子满月、升学宴请、老人庆生、开业随礼、乔迁温锅、节日走动……这些都是要列入农村家庭“人情收支”账单的。这“浓浓的人情味儿”背后，是每个家庭还不完的人情债，是无奈的一声声叹息。要知道，人情开支，跟农业生产、农村创业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反而吞噬了本就拮据的生产性投入。随一次“份子钱”，一亩地的净收入往往就打了水漂，而且人情的“行情”逐年水涨船高，最终生产性积累被“人情”消耗殆尽，再生产、再投入，就无从谈起了。

　　人情支出，带来的不仅仅是沉重的家庭负担，还带来了规模性返贫的隐患。今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就特意提出了“防止出现大规模返贫”，我国脱贫攻坚成果来之不易，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仅要从产业入手，还要从农村的陈规陋习、恶风劣俗着手，那些吃不了就被整桌倒进泔水桶的婚宴，那些动辄几十万元的彩礼……这样的家庭版“面子工程”，很多是举债操办，风光过后元气大伤。此情此景之下，返贫就是大概率事件。所以，人情支出，不是一家一户的小事情，要从乡村振兴事业桩基稳固的高度去看待。

　　“人情负担”与“低收入”往往是伴生的，二者缠绕在一起，相互拉低，有把乡村社会逐渐带入经济创收和道德风尚低位状态的风险。然而，消除人情负担，绝不是自觉的产物。有人觉得，彩礼这种事情，不是下一份文件就能治得了的，应该慢慢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会拿“风俗说”“家事说”或者“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个体行为说”说事。言外之意，不管为妙。然而，高额彩礼对于农村青年婚姻质量的侵蚀，对于治安事件和法律诉讼事件的激化，它所造成的攀比之风、婚姻物化，对于农业社会“尚俭”传统和熟人社会朴素生态的掏空，已经到了不得不治的地步。另外，附着在人情往来上的利益输送，也对基层权力有序运行造成了腐蚀。显然，照目前的严峻性和紧迫感而言，乡村“思想开化”、农村“新风劲吹”，完全不能坐等，甚至也由不得按部就班地“循序渐进，徐徐图之”，非雷厉风行、全面施治、全力根除不可。

　　所谓“人情往来，人之常情”，大可不管不问的想法是不对的。当年酒驾、醉驾成风，也曾被认为是一种民间风气，难以有效管制，只能慢慢教化。事实证明，一旦纳入法治化轨道，酒驾治理立竿见影。同样，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散埋乱葬都可以走法治化治理的路子。从完善禁止性立法、举报接案立案、证据链条有效、执法渠道畅通、审判快处、普法宣传等环节，形成闭环的法治化建设。还是以彩礼来说，亟需根据民法典第1042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通过伸张婚姻自由原则，将“零彩礼”作为当下婚姻的诉求起点。现在，一些地方出台文件对礼金进行限额，甚至规定彩礼不能超过具体地区村民人均年收入的三倍。其实，这个大可不必，婚姻法既然明确“不买卖婚姻”，就应当理直气壮地支持“零彩礼”，又何来“限额”一说?

　　农村“人情负担”进了中央一号文件，就是开年第一要务，这个必须重视起来，不容各地“看着办”。各方面要积极行动起来，既要立规，完善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等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又要立法，从法律上彻底封死“人情债”的出口，为乡村社会划好人情和权力、买卖和婚姻的边界，尽可能把专项治理转化为常态治理，让农民回到健康的人际环境中，用真正的亲情、友情、爱情置换不堪重负的“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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