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卡“摘星”撬动社会活力释放

　　6月29日，据工信部网站消息，为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支撑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方便广大用户出行，即日起取消通信行程卡“星号”标记。(详见本报今日14版)

　　科学防疫、精准防疫，从来都是动态调整、灵活应变的过程。当前阶段，疫情防控形势整体向好，这为防疫举措的细节修正和“边际改善”，提供了相对从容的操作空间。置于此等背景下，工信部取消通信行程卡“星号”标记，则是抓住时间窗口的迅速反应。这一变化，一方面能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另一方面则是在更广泛层面释出了稳定预期的强烈信号。行程卡“摘星”，必然激发出巨大的撬动效应。

　　理论上说，行程卡包括其“星号”模块，只是大数据技术工具，本身并不必然对应着防疫尺度的收或放。工具本身是中立的，对于“工具”的不同定位和使用方式，则定义了其在现实中所扮演的实际角色。毋庸讳言的是，以往一些地方确实对“带星人”不够友好，动辄劝返、隔离、“静态管理”之类的操作不在少数。久而久之，“行程卡的星号”，让不少人心有余悸，唯恐避之不及，只怕“一朝带星，寸步难行”。

　　事实上，工信部在产品设计之初，就一再强调“星号备注仅用作旅行提示，与健康状况无关，具体控制政策请遵循当地联合防控机制”。换而言之，“行程卡星号”，本意乃是为地方疫情防控提供“数据支持”。然而，实践下来，不少城市却把“行程卡星号”当成了防疫的“决策起点”，并且在管理中，无一不是从严运用“行程卡星号”、对“带星人”严防死守。对“带星”“摘星”“防星”的过于执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防疫体系的理性与效能。

　　只要“行程卡星号”模块存在，其就必然会在地方的疫情防控决策体系内占据尽可能最大的权重，那种“恰到好处”“合理运用”的状态，是很难存在的。既然如此，当然不如索性将之取消了。再者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前提下，某某城市零星出现少数病例，实属正常，按标准化流程应对即可。“因为几个人确诊，一座城市带星”，弄得满城风雨，搞得人心惶惶，客观上放大了社会情绪，这实在是大可不必。

　　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下，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和病毒特点，使防控更加科学精准，至关重要。实现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更高水平的统筹兼容，需要这样具体而务实的“局部调整”，更需要在强有力的预期引导下凝聚共识、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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