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领导电话，诚意可嘉逻辑存疑

　　□然玉

　　2月8日，安徽亳州市委书记、市长等81位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在市民的微信“朋友圈”刷屏。当地官方表示，此举旨在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加强同群众和企业的联系，更好地为群众和企业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服务。9日上午，记者查阅公开名单后先后拨打了其中6个电话号码，有2通电话提示正在通话中而未接通。安徽省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邓真晓接听电话后表示：“这是私人号码，公开后已接到了很多群众的电话。”(2月9日《潇湘晨报》)

　　“公开领导电话”的做法早已有之，从以往实践看，很多被公开的号码，后续都处于“失联”状态，要么是“已暂停服务”“不在服务区”，要么就是永远“正在通话无法接通”。此番，亳州的操作已把当地群众期待值拉满，至于说会否“重蹈覆辙”，目前有待观察。

　　从反馈的情况看，此次亳州公布的号码，基本都是官员本人确在使用的“私人号码”，并且很多都关联有个人微信号。“货真价实”，这与以往一些地方拿“办公室电话”“秘书电话”偷换概念、敷衍充数不可等同视之。而除此以外，我们也注意到，至少在现阶段，当地官员对于“来电”还是高度重视的。就算是因为开会等情况不便接听，事后也会主动回短信或回电，善意姿态，值得肯定。

　　然而需要追问的是，在关注度下降、各方面压力趋缓之后，这种积极的互动沟通，还会否延续?这一问题，其实可以拆解为两个维度：官员们主观上是否愿意?客观上条件是否具备?可以想见的是，直接打给“负责同志”的民间来电，必然是五花八门、千头万绪的。其来电时间、沟通效率以及诉求的合理性，都是无法预期、无法把控的。这很大可能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接听者”不胜其扰、忙于应对、身心俱疲。

　　“公开领导电话”，其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不是成立?很显然，此类举措的初衷是诉诸“主要领导”的话事权来定调拍板，从而强力推动具体问题的解决，“更好服务群众和企业”。但诚如我们所知，在一个庞大的、高度分工的公共治理体系内，主政官员履职也是有边界的，一者要经民主决策，再者也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

　　要唤醒官员个体的责任和担当，却不要放大官员个人的智识与能量。比起通过私人号码、私人影响力，绕过科层制、程序化的公共治理框架，片面追求“直达”“直接办”，百姓更加期待的或许是执法监察的进一步加强，确保政令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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