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下次没有监控摄像头

　　5月2日常州一名83岁老人被保姆用毛巾闷死，事后保姆还镇定地教家属处理后事。因老人曾被雇佣的保姆使用暴力，雇主在房间里装备了监控摄像头。家属查阅监控后才知道自家老人死于非命。(5月12日《新京报》)

　　但是假如下次没有监控摄像头呢?家属是否会按照“毒保姆”事前写好的剧本上演一出“认贼作父”?

　　这样的“毒保姆”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2015年1月6日，保姆陈宇萍将雇主掐颈杀害。这并不是她第一次作案，因为她专门整死临死或病重的雇主来赚快钱，在行业内甚至获得了“鸡萍”的外号。2017年6月21日，保姆莫焕晶为了筹赌资，盗窃雇主家财务三万余元后，决定采取在雇主家先放火再灭火的方式骗取雇主的感激，以便向其借钱。最后造成雇主家4人在火灾中身亡。

　　每次“毒保姆”事件后，家政服务行业就会迎来一次信任危机。家政服务行业的行业性质和监管不足，为信任危机的爆发准备了充足的火药，恶性事件的发生不过是为火药堆上丢了一根燃烧的火柴。人们往往因为家中主要劳动力工作繁忙无法长期在家，于是雇佣保姆照顾老人、打扫卫生、烹饪食物、看护孩童。这些需求决定家政服务的工作环境多在雇主家中，实时监管的缺失让服务人员的服务过程天生具有私密性和隐蔽性。这种近似黑箱无法考察工作过程的状态实在令人后怕。

　　失去人们的信任，对于直接接触雇主家庭隐私的家政服务行业来说好似鱼失去了水。如今我们早已不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熟人社会。社会分工的细化，注定了让我们在寻觅服务时，找到的服务者大多是陌生人。人和人的信任在陌生人社会中难以单单靠“情谊”维系，必须让契约保驾护航。这一次案件能被家中因为机缘巧合安装的摄像头拍到可以说是幸运，但是如果没有以契约的形式进行兜底，那么下一次这个幸运的摄像头可能就会缺席。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主要劳动力人群服务家庭的时间减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人们对家政服务的需求量与日俱增。截至2019年，我国家政服务业经营规模逼近7000亿元，在册家政公司突破70万家，家政从业人员达3000多万人。庞大的从业者数量背后反映出的是市场极大的需求。如此庞大的产业，监管工作往往做在公司考核中，而在具体服务人员工作时的监管方面却近乎裸奔。2006年我国发布《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标准》才第一次对职业活动范围、工作内容、技能要求和知识水平做出规定。经过14年的发展监管工作做的怎么样了呢?于今年5月起施行的《上海市家政服务条例》第14条要求家政服务人员应当按照家政服务合同和家政服务机构的要求提供服务，不得有谩骂、侮辱、虐待、殴打服务对象、偷盗、骗取等行为。但是这些“不得有”的要求究竟存不存在只能依靠人为举报，而举报的前提是能被人发现。

　　2019年滴滴公司在安全事故后对网约车进行安全整改。整改措施之一便是平台要求司机在网约车内安装监控摄像头。这一措施大大安抚了用户的安全焦虑。家政服务行业也可以向其取经，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家政服务工作过程的监管，鼓励家政公司对服务人员装配可佩戴式摄像头，并在与雇主的合同中提供是否佩戴摄像头选项。为保证数据安全和真实，最后的拍摄数据应由雇主所有，且可供定期导出。监控摄像头保护的是雇主方，同时也是服务者。未来唯有让家政服务的工作环节透明，对行业的信任才能因可考变得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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