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冷静期”，强制或不可取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在即，审议民法典草案是本次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19日，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她拟提交关于建议删除民法典草案离婚冷静期的相关条款，认为离婚冷静期是“以极少数人的婚姻问题强迫绝大多数人为此买单”。(5月20日《新京报》)

　　在婚姻登记流程中设置“离婚冷静期”，客观来说此举是限制了离婚自由的权利，增加了离婚的繁琐和成本，尽管它是针对当事人轻率、冲动离婚，维护婚姻严肃性的设计，但在实务中也是柄“双刃剑”，利弊都很突出。

　　正因如此，自民法典草案提出“离婚冷静期”以来就一直争议不断。理性来看，法律规定，特别是针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可以有一项理性的尺度来判定其合理性：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离婚冷静期”保护的是大多数，还是损害的是大多数?这个其实不难判定。不否认随着社会婚恋观念的变化，冲动与随意离婚的现象有所增长，但毕竟不是主流。有报告显示，闪婚闪离、草率结婚离婚的人不足5%，绝大多数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婚姻大事的。显然，设置“离婚冷静期”，“以极少数人的婚姻问题强迫绝大多数人为此买单”，其合理性值得商榷。

　　更关键的是，法律有没有必要穷尽一切可能来解决婚姻关系中所有问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婚姻自由不仅只是结婚离婚行使法律权利的自由，也包括微观层面自主调节婚姻关系的自由，而法律真正要做的一是把握边界，二是保证婚姻关系调节自主权的通畅，比如冲动离婚的能够让当事双方有重新修复回归的机会与便利，而现行的制度并未设置离婚再复婚的障碍。

　　此外，冲动离婚之类的现象有损婚姻严肃性，的确应当重视，也有必要给予一定的干预，以强调和宣示积极的婚姻观念导向。不过，离婚干预并不必然与离婚自由形成冲突，更无必要通过法律、行政、司法全部包办。预防冲动离婚归根到底还是通过婚姻关系双方自主调节来实现的，起作用的是当事双方心理调节的“内因”，即便是设置“冷静期”，提供的也仅仅只是一个时间窗口罢了。

　　换言之，对离婚的适度干预完全可以摆脱权利限制的依赖，通过更丰富与健全的社会服务来实现。比如，完善婚姻登记预约制服务，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要提前预约，用服务资源调配的手段来抑制冲动，这比法律程序上的“冷静期”更合理。又比如，将离婚登记和婚姻情感咨询与干预服务衔接起来，提供前置的情感疏导渠道，鼓励和引导离婚当事人离婚前接受干预服务，如此，恐怕也比“冷静期”的冷处理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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