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地吐痰既要“重罚”也要“常罚”

黎青/绘

　　4月23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拟规定对随地吐痰、便溺，乱丢废弃物，乱倒垃圾等行为的罚款额度由20元以上50元以下，提高到50元、情节严重的200元。(4月23日《北京青年报》)

　　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对于城市化和城市文明的第一印象，就是从随地吐痰罚款开始的。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且不说随地吐痰对城市形象造成的破坏，单就其传播疾病的危害性，与更加重视健康和文明的社会氛围也是格格不入。

　　文明有时是罚出来的。对随地吐痰实施罚款，乃至提高罚款，只要罚之有据，那就没有什么问题。网上流传一个段子，有人随地吐痰，被罚款20元，结果掏出一张百元钞票，说道“再吐四次，不要找了”。让人苦笑之余，暴露出一个事实，那就是过低的处罚，如同毛毛雨一样，根本起不了什么痛感。而不能起到痛感的罚款，等于不罚，最起码没多大意义。

　　“禁痰令”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执行难和坚持难。在城市街头，尤其是在人群之中，在一些隐蔽角落，想要及时“揪出”随意吐痰者，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即便发现了吐痰者，从提出处罚到完成处罚，也往往会经历一番“周折”。

　　一项处罚要想发挥最大作用，既要“重罚”也要“常罚”，甚至“常罚”比“重罚”还重要。正如汽车在道路上行驶，不遵守交通规则就要扣分罚款，可如果违章百次只“中奖”被罚一次，还会有多少人把规则当一回事?“禁痰令”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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