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用AI写材料，亟须划清边界

　　“上级领导曾让我写一个关于当地某行业的情况反映，以便制定出台相关办法。我用AI工具列举了四方面的问题表现，让它给我匹配四个发生在当地的真实案例。它很快给我匹配好了相关案例，数据、地名、当事人等都非常详细，看上去似乎无懈可击。结果，差点捅出‘大篓子’。”

　　据《廉政瞭望》报道，近日，某县一名干部讲述了自己使用AI工具的情景，他在提交这份材料前，为了保险起见，对AI匹配的案例进行了核实，“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四个案例中，两个张冠李戴，两个凭空捏造。这个案例给各级干部上了一堂深刻的“警示课”。

　　身处AI时代，很多人都在使用AI，但使用须有边界，比如，不能用AI造谣、生成论文等。那么公职人员能不能用AI写材料?拿上述干部的经历来说，用AI写作显然不合适。一方面，用AI写出的材料错误百出;另一方面，AI代替干部亲自走访、核实资料等，致使材料缺少“泥土味”。

　　任何一份材料的根基，首先是获取真实、准确的信息，其次才是动笔写作。但AI提供的信息与资料，无法保证真实性和准确性，若贸然使用，将对决策产生严重误导。上述干部要写的材料，是为制定行业办法提供参考的，必须如实反映一线情况，否则据此出台的政策就会“走样变形”。

　　这名干部因核实发现AI不靠谱，及时避免了“大篓子”。但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有的干部对AI工具的使用，正从辅助参考滑向代笔依赖。更有个别干部过度依赖AI却忽略潜在风险，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问题。

　　由此可见，此前公文起草屡屡被曝抄袭，如今又因滥用AI带来新的隐患。这既是老毛病“懒政病”的发作，也暴露出对新技术风险缺少设防。《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规定，公文拟制“一切从实际出发”。

　　那么，该不该“一刀切”禁止使用AI起草公文?回答这个问题，既要看到AI的辅助价值，也要认识到，在AI时代禁用AI是不现实的。唯一的办法是以问题为导向，为公文起草使用AI划清边界。

　　即，AI工具在公文起草中只能起辅助作用，决不能将核心工作全交给AI并盲目信任。哪些环节可以借助AI、哪些内容禁止使用AI，需要有明确规定。例如，凡涉及反映行业实情、地方现状、群众诉求的材料，必须亲自调研、逐一核实，决不能用AI代写，否则应视为抄袭，依规严肃处理。

　　除了划清边界，还应对AI时代的公文加强审核把关，必要时引入技术手段检测“AI成分”。因为官方材料、公报、通知等，都代表相关部门的权威意志，一旦出现抄袭、虚构或事实错误，都会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

　　各地各部门须针对公文抄袭、滥用AI等问题严格规范。同时，《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是否有必要与时俱进予以修订，也值得思考。如果该条例对公文拟制环节使用AI、搜索工具等作出明确规定、划清红线，不但能从制度上遏制抄袭，也能有效防止AI带来的各种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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