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加快推动要素资源高效配置

　　一贯“小步快跑”的户籍改革，近年来渐有加速发力之势。这其中，既有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推动，更有地方发挥能动性“先行先试”的探路。此番，最新《方案》出炉，无疑标志着城市落户进一步放开。

　　《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2021年发布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则宣布，“除超大、特大城市外，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有序引导人口落户”;时至今日，又明确“鼓励超大特大城市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这是一个分类部署、次第开放的过程，循序渐进而水到渠成。

　　现实语境下，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可谓是势在必行。一方面，人口红利消退、“城市化”减速，由此“新市民”的重要战略意义越发凸显。另一方面，城市群的极核效应深度凸显，产业集聚客观上加大了对“产业人口”的需求。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必须“放开落户”，从而来引导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到“对的地方”。而换个角度说，提升城市对于人口的容纳力，同样是为城市留住购买力、消费力和活力。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新市民”则让城市更美好。

　　只有保障人口自由流动迁徙，才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方案》专门强调，“确保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一视同仁”“完善全国公开统一的户籍管理政务服务平台，提高户籍登记和迁移便利度”。凡此种种规定，显然旨在打破地域壁垒、制度壁垒来提升全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思路，与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无疑是逻辑一致、一脉相承的。

　　以深水区的户籍改革来撬动人口和城市的双向选择、双向奔赴，除了宏观层面的巨大价值，对于解决某些具体问题也大有裨益，比如说“收缩型城市”问题、农地的确权流转问题等等。可以期待的是，全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将不再是人口流动的阻碍，而是优化要素配置的效率倍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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