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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改革开放同行(一)

2019-01-08 15:28:39  作者:济南竹叶青

       我1979年7月出生在鲁西北的一个农村,父亲是公办教师,母亲是农民。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大包干的政策已经推行,全村的人都一门心思地侍弄自己的责任田。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好日子终于有盼头了。
      父亲在外乡教书,7亩多的农田都压在母亲一个人肩上。我和弟弟自小就懂事,都跟在母亲身后学着样子干活。拔草、松土、浇水,割麦子、拾棉花、掰棒子,大约6、7岁的光景,好多农活就都会干了。秋天收玉米的时候,母亲在田里掰玉米,奶奶和弟弟在家里扒玉米,我则赶着驴车负责运输,村里人都夸我是个“好把式”。
      印象最深刻的是麦收之后去乡里交公粮。不用太多动员,每家每户都把麦子晒干扬净、装进口袋,用地排车拉到乡“粮所”里。由于需要人工仔细检验每一袋麦子的水分、杂质,“粮所”门口经常排起长长的车队,有时候到了半夜里才交下。我不曾有过挨饿的感觉,但对当时经常吃米饭很是不解。长大之后才从母亲口中得知,家里人口多细粮不够,而大米是粗粮,不需要粮票 。
       种棉花是当时最挣钱的经济作物了。但一个夏天的艰辛也令母亲黑瘦一圈。在烈日和蚊虫的折磨下,一遍遍地喷撒农药、修剪旁枝,直到暑气退去才能看到收获。雪白的棉花晒满了屋顶和院子,有的人家还大包大包地存起来,单等卖个好价钱。
       1988年春天,经过几年的积累和准备,父母决定实施他们当时最大的人生计划——建五间新瓦房。母亲赶着驴车没黑没白地拉土平整地基,砖是自己建窑烧的,木料一半是伐了自家的树,一半是买了当时很高档的红松,大块的条石,细细的沙子,成袋的水泥,粘稠的灰膏,还有操着外地口音的工匠,一切都散发着喜悦和兴奋,但也淘空了父母十年来积攒的钱包。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正如我的童年一样,到处都是生机,到处都是活力,得到极大解放的生产力蓬勃发展,数以亿计的农村群众实现了温饱乃至更高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催生了新的更高憧憬。